“占中”恐累政改再“原地踏步”社会应全面理解“一国两制”基本法解僵

香港政改“五步曲”已经迈出第一步，本月底将面临最关键的一环，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本月25日至31日讨论特首所递交的相关报告，决定201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办法是否需要修改。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齐鹏飞明日赴港出席香港大讲堂开讲“邓小平与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建设”，日前临行前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明确表示，对于香港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央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而明确的——“坚定不移地支持”，且中央对此享有主导权和最后决定权。他又指出，“占中”等违法行为或令香港政改和民主化进程不得不出现再次“原地踏步”的重大挫折。要破香港当前僵局，必须正本清源，令香港全社会全面准确理解和认识“一国两制”及基本法最为关键。 （香港文汇报记者 马静、凯雷，实习记者 朱昊 北京报道）

今年7月15日，特首梁振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同日，特区政府亦发表《2017年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公众谘询报告》。

齐鹏飞分析，“就《2017年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重点议题，两份报告主要有四点整体意见：香港社会普遍殷切期望于2017年落实普选行政长官；社会大众普遍认同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及决定的基础上，理性务实讨论，凝聚共识，落实普选行政长官；社会大众普遍认同于2017年成功落实普选行政长官对香港未来施政、经济和社会民生，以至保持香港的发展及长期繁荣稳定，有正面作用；社会大众普遍认同行政长官人选须‘爱国爱港’。”

中央为港人度身定做“双普选”

这位曾参与过中央对港多项政策研究和制定的权威智囊指出，对于香港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央政府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而明确的——“坚定不移地支持”，“双普选”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方案，是中央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香港和香港同胞度身定做的。“双普选”设定的法定“时间表”——2017年及以后，也是中央对香港和香港同胞庄重的政治承诺和政治担当。近年来，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多位中央领导人曾在多个场合的明确表态也充分表达了中央政府推动香港“双普选”的诚意和决心。可以说，在香港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中央政府始终雄踞道德和法律高地，是最大的、最坚定的“民主派”。

中央拥主导权决定权属宪制责任

齐鹏飞又强调，对于香港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中央政府享有主导权和最后决定权，这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应有的题中之义，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不可推卸亦不可剥夺的宪制责任。那么，中央政府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具有不可违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充分的依循、充分的贯彻落实。

具体到哪些基本原则，齐鹏飞指出，其最核心的内容，择其要者，就是两点--第一，香港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必须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规定之正确轨道上向前推进；第二，“普选”出来的行政长官必须是不能与中央政府对抗的“爱国爱港”者。

“占中”搞手必接受法律道德双重拷问

针对当前香港出现的违法“占中”行为，齐鹏飞说：“如果因为‘占中’运动等极端主义思潮和极端主义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导致已经明确了‘时间表’的‘双普选’规划落空，香港政改和民主化进程不得不出现再次‘原地踏步’的重大挫折，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会出现5年、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民主发展空转期，真真是不堪设想。如果一旦这种最坏情形出现，一意孤行的‘占中’始作俑者，也必将接受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拷问，试问：他们担得起这种不可推卸的历史重责吗？”“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时至今日，我依然持有这样的疑惑和担忧。”齐鹏飞说。

部分人对“一国两制”错误理解认识

就香港当前形势，齐鹏飞表示，香港当前针对政改实施方案出现各种乱象，根本症结所在，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香港社会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对香港基本法长期存在模糊、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理解和认识。前不久中央政府所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就是对于这种非常不正常现象的一次全面、系统的“矫枉”。

要打破僵局，齐鹏飞认为，应该让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基本法，有更加全面准确的理解和认识、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解和认识，有必要回到历史发展的原点，回到“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香港基本法出台的历史过程中，回到“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有关思想论述中，来追本溯源、正本清源，以廓清和指示未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路径。

重启历史原点 回归邓公思想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 马静、凯雷，实习记者 朱昊 北京报道）今年8月22日，中国将迎来邓公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中央将举行一系列高规格纪念活动。而本月21日在香港举办的“光辉历程──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大型展览”是中央批准，唯一一场在境外举办的国家级纪念活动。令人瞩目的是，当天展览开幕式后，以“邓小平与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建设”为题的主旨演讲将在香港大讲堂开讲，作为报告人的正是邓小平研究专家齐鹏飞教授，“打破当下僵局，重启历史原点，需要回归‘总设计师’邓小平有关思想论述，唯如此，香港未来政治发展路径方能正本清源。”

港政制发展处“十字路口”

时至今日，香港政制发展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涌现，香港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关于香港以“双普选”为目标指向和主要内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如何向前实质性迈进的全民大讨论更加白热化......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问题，再一次非常紧迫、非常突出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本月21日举行的“光辉历程──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大型展览”将循环播放《邓小平与香港》专题影片、开讲的“邓小平与香港‘一国两制’的政治建设”报告都将令海内外、全香港社会的目光与思考重新聚焦到邓公的思想上。

“要谈‘一国两制’就绕不开邓小平。”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齐鹏飞日前接受本报访问时开门见山如是说。在这位权威的香港问题研究专家看，当今香港所面临的考验和问题，邓公早年就曾作出预测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

邓公早预言“一国两制”受考验

“邓公当年发表的一些重要讲话，同样适用于今日香港。”齐鹏飞说：“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联合声明》刚刚换文生效、香港‘十二年过渡时期’，邓小平就已经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一国两制’在香港是不是真正成功，是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有两个重大考验：一个是‘九七’回归以前，香港是不是能够‘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一个是‘九七’回归以后，香港是不是能够‘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后一个考验将更严峻、更艰巨。”

白皮书重温“一国两制”科学构想

齐鹏飞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今年6月，中央政府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重温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并具体指导香港回归的伟大历程，重温香港回归17年来“一国两制”实践的伟大历程，可以全面廓清方方面面对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对于香港基本法的模糊、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邓公对香港充满感情，他对香港问题所做的许多精辟论述，至今一点也没有过时，仍然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香港问题的指导方针。重新温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全面准确理解、掌握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对于正确观察和处理香港事务都具有深远意义，而这恰恰也是维护香港长期稳定与繁荣的根本保证。”齐鹏飞说。

起床阅港闻 廿载从未休

每天早晨，齐鹏飞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网页浏览香港新闻，这件事一坚持就是二十年。从开始研究香港问题至今，对香港的关注、热爱，从未停止过。

热爱港事了如指掌

板凳一坐十年冷，作为香港问题研究的中央智囊，齐鹏飞线上、线下吃透、更走透香港，这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研究香港问题首先要爱香港，要对香港有感情。”的确，在几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香港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甚至小到一个景点，齐鹏飞都了如指掌。记者感慨，齐鹏飞是一个和香港人一样对香港有深厚感情、一样熟悉香港的内地香港问题研究学者。关于香港各个时期的研究资料，齐鹏飞比任何研究香港的学者都要收集的全面，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比香港人还要谙熟其中的来龙去脉。

“香港问题其实是一个综合问题，既是学术研究又是政治研究，既是历史研究又是现实问题研究，研究香港，就在把香港放在一个坐标点上，研究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齐鹏飞这样总结。

非听一面之词 与港各派接触

“研究香港问题还要有大胸襟，要倾听香港各界的声音，不能只是看看听听，要真正的融入香港，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要与香港各界各派都要有接触。”齐鹏飞去过香港几十次，走遍了整个香港各个角落，与香港各大政党领袖也都有过深入交流。

“研究香港问题首先要把香港放在‘一国’的大背景下，但是也不能只从单一的中央的角度去看问题，只有大视野大角度，才能全方面的真正看透香港，看懂香港。”齐鹏飞如是说。（记者 马静、凯雷，实习记者 朱昊）

邓提三指导思想：借“民主”反华必干预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 马静、凯雷，实习记者　朱昊 北京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齐鹏飞日前在接受本报采访中，详解了邓小平当年指导基本法起草时所提出的三个原则性的指导思想：基本法在结构上的“宜粗不宜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上的“必要的干预”和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循序渐进”。并指邓小平还曾表示，如果有人要通过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内地的基地，中央就必须干预不可。

基本法涉“一国两制”成败

齐鹏飞在访问中介绍，邓公自“旧香港”至“新香港”的“12年过渡时期”（1985年至1997年）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当年邓公将这一问题提升到关系“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成败的战略高度来阐释：“香港问题解决的程序，第一是搞基本法，这是非常郑重的事情。”

他说，邓公曾对基本法起草提出过三个原则性的指导思想，第一个就是“宜粗不宜细”。“邓公认为基本法既然是法律，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繁琐，最重要的是要让港人通过实践相信‘一国两制’这个政策不会变。此外，邓公在基本法正式起草前还曾特别重申过一个‘常识性’基本原则，就是‘制定基本法要征求香港人的意见，但制定的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有关主权的问题’。”齐鹏飞说。

基本法起草过程中，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设计问题是当时引发讨论最热烈的两个问题，尤其是在中央的“直辖权”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的关系问题上。

“高度自治权”“授予”非“分割”

齐鹏飞说，对于这一“原则性”的问题，邓公表示不能“混淆是非”，他明确指出：必须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理论阐释“一国两制”的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没有中央的“直辖权”就没有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不是“分割”的。

“只有发生动乱，驻军才出动”

在此处，齐鹏飞特别大段引用了邓公当年讲话：“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中央的政策是不（会）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专研邓公理论与港问题

齐鹏飞，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邓小平理论与香港问题研究专家，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自1990年初期开始关注并从事港澳问题、从事「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先后出版有《日出日落--香港问题156年（1841-1997）》、《邓小平与香港回归》、《统一与整合──新时期解决港澳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等着作近十部，发表有《「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港澳问题的战略思考和特殊政策》、《邓小平对于香港回归的十大历史贡献》、《「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与「澳门模式」的比较研究》等论文近百篇。曾担任1997年、1999年中央电视台香港「移交大典」、澳门「移交大典」现场直播特别节目的学术顾问和特约嘉宾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