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敏

一位教师，每天早起，从人民大学坐公交车到动物园，再倒车到宣武门，步行至法源寺，在中国佛学院“走读”听课，一听8个月。

每天清晨，人民大学图书馆前，还是这位老师，端着大水杯、背着黄书包，等待图书馆开门。图书馆库本阅览室专门为他备有一张桌子，一名工作人员说：“自从我在库本阅览室工作，他就一直在这儿！”

6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2014届毕业典礼上，校长陈雨露向7000多名毕业生讲起这位“十年甘坐冷板凳”的老师，勉励年轻人治学要有他那样的修炼和毅力。

同一天，这位老师正躺在空军总医院的病床上，与癌症搏斗。他的大脑中，仍在思考着佛教与哲学的问题。

他叫方立天，我国著名哲学史家、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

7月7日，方立天溘然长逝，享年82岁。

1933年，浙江永康。一位虔诚信佛的女子生下一个男婴，她认为，这是观音菩萨的馈赠，给儿子取了个小名——观生，并写下贴在庙里的关公像后，为儿子祈福。儿子稍稍大些，也跟着妈妈吃斋礼佛。

观生就是方立天，幼时的经历让他对佛教有天然的亲近感，小小年纪，就已开始思考“佛是什么”。

1956年，方立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哲学史界泰斗为这位年轻人打开了哲学史的大门，先生们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让方立天受益匪浅。毕业后，方立天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书，在学术生涯的漫长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在讨论研究方向时，方立天选择了儒、释、道三教互动融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作为重点，将长达七百年历史的佛教哲学和世俗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两块园地中“双耕”。

这块骨头不好啃，可方立天不怕。风雨无阻地到法源寺旁听佛课，从晨钟暮鼓中探究佛学的奥秘；每天苦坐图书馆，坐拥书海，畅游在哲学和佛教的世界中。

不争而争，是方立天的处世原则。“名和利，我和谁都不太争。但是我通过不争而争，争什么？争时间，争成果。”方立天的话充满了禅机。

争时间，便是与时间赛跑。图书馆中，他享受着清静，也收获了一批又一批学术成果。1982年，他的代表作《佛教哲学》问世，对历时两千多年遍及五大洲的佛教文化基本内涵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成为经典佛教入门书。从1987年到2002年，方立天埋首书斋15年，又交出让学界惊叹的巨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他也因此被誉为新中国培育的能够伫立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学者。

即便在病榻上，方立天还在与病魔争夺时间。

今年3月底，方立天从报纸上读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全文，突发灵感。他不顾家人反对，第二天自己办了出院手续。回到家，伏案写作，5000余字的《中国的文明观》一气呵成。方立天可能没有想到，这篇从佛教文化角度阐释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论文，会成为他此生最后一篇学术文章。

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是方立天的学生。6月30日他去探望老师时，方立天用圆珠笔与他进行了一次“笔谈”：“右边书桌有杂（什）作，可以浏览指正。” 魏德东取来一看，其中一篇写着 “无，是宇宙之母；无，也是宇宙之归结。缘起性空，一切皆空，四大皆空，毕竟是无。在性空大框架内，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而无为，是人类的大创造。”

魏德东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先生的课堂上。临别时，方立天拿起笔，写下一行字：“《心与性》明日说”。

岂料，这病榻一课，竟成了方立天的最后一课。

“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对工作、事业，我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对生活、名利，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先生已去，言犹在耳，这便是方立天一生的写照。

原文链接：[北京日报]方立天：不争而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