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郁的研究，从鲁迅、胡适等人出发，观察旧时代的文人气象，审度当下的写作风向。他儒雅温润的文辞，体察灵魂的苦痛，传递生命的悲喜，经他讲述的思想和人生，沉重、真实，倍感亲切。
二〇一三年度文学评论家
孙郁
1957年出生于大连。1988年毕业于沈阳师院中文系，文学硕士。先后在北京日报、鲁迅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多年，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主要著作有《百年苦梦》（1997年）、《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2003年）、《写作的叛徒》（2013年）、《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2014年）等。
授奖辞
孙郁的研究，从鲁迅、胡适等人出发，观察旧时代的文人气象，审度当下的写作风向。他儒雅温润的文辞，体察灵魂的苦痛，传递生命的悲喜，经他讲述的思想和人生，沉重、真实，倍感亲切。他出版于二〇一三年度的《写作的叛徒》，如同写在价值失序年代的寻思录，有着他那些一以贯之的精神逼问和思想隐忧。对话前辈，缅怀一种情怀和心迹；品评作品，求证一种精神气量；直白其心，但文体讲究；对照他人，亦反观自我。孙郁以其诚恳、敏锐而又体贴入微的言说，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既考证写作的叛徒，实为文学开新的先锋，也重申了文学及写作那不可移易的庄重品格。
获奖感言
我青年的时候一直想当作家，后来发现没有这样的天赋，只能写一点读后感之类的文字。因为长期在报社、博物馆工作，所写的东西都很随意，按照学术研究的标准都存在问题。到大学教书后，意识到自己的东西都不能算是学术，便有种惭愧之感。但人已老矣，要改变写作方式，很是困难。坦率说，自己所写的文字都不能算是评论，不过读书的偶得，是借着他人的文字而自得趣味，发点感慨。
近年随着年龄增大，许多事已不太挂念在心，惟有文字间的隐现还能勾起兴趣，细究起来，乃内心残存着旧梦。因了这个旧梦，有时候显得有些落伍，留意的是那些寂寞的句子。我喜欢当代的汪曾祺、木心等人的文字，他们的智性给了我写作的鼓舞。这些人一生在多难里安之若素，不改的是自己的痴情，在我看来是难得的。现在的文学在变中发展，形态渐趋多样。不过好的作品和好的作家的确有限。批评需要表达自己的忧思，或发现亮点。在喧嚷的地方不易做。我的感觉是，好的文章， 多不是热闹中人所作，现在活跃在主流媒体的人，可能不及那些沉默的写者有趣。我认识几个外省的青年，他们没有像样的工作，醉心文学，文字干净老到，思想亦颇为鲜活。那些出于寂寞者之手的文章，比我们这些人耐读得多。
批评当要发现新人，但不是人人可以这样。巴金当年推出汪曾祺的第一本小书，很有远见，他看到了这个漂泊在上海的青年的潜力。孙犁发现莫言于《莲池》，那是小小的地方刊物，他慧眼识珠，已成文坛佳话。今天的批评家和作家，能做到此点的不多。这样的工作，批评家不做，可谓失职。只追逐名家而鲜发现新人，留下的是遗憾。遥想当年鲁迅点评萧红，傅雷评论张爱玲，那种眼光和文笔，都为人所感叹不已。
批评也要与对象世界有一点距离。记得也是孙犁所说，最好是远离文坛而为文，不是没有道理。搞书评的人也应少出席作品研讨会，面对文本即可，大可不必凑这些热闹。好的书评家与批评家应该有说逆耳之音的勇气，自由地阅读与自由地书写。民国的文人可以这样，今人对此竟有了难度。我自己写作，缺少的恰是这些，所以，如果也算是批评家的话，那也是有残缺性的批评家。
到了我这个年纪，写作只是心灵的需求，余者已经不再重要。汉语写作，是精神的跋涉，内中的趣味很多。我自己希望找到一个符合自己趣味和价值观的表达式，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批评家应当是专门家，也是杂家。但后者不易做到。面对不同文本，我们是学生。倘有余力，则可以对 比古今文人说一点心得。我常觉得，许多作家比批评家聪明，他们内觉里有既成的理论所没有的东西。批评的话语是滞后于文本的时候居多，故不得要领在所难免。 所以，批评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思考的过程。批评与创作乃是一种互动。倘以为我们可以指导谁，影响谁，那很可笑。那样的效果，现在的批评界还难以做到。
我一直有个看法，好的批评文章，多是作家写出来的。鲁迅、茅盾、孙犁、木心，无不如此。所以从事批评的人，不妨也有点写作的试验，不仅有理论，还要带着感性的经验。批评也是一种创作。艾青关于诗歌的评论，和他的诗一样是美的；汪曾祺谈别人的小说，就是一篇美文。学院派的批评，少的是这个东西。学院派有学院派的好处，它刺激人们的知识积累和培养人精密的思维。但其弊则是远离感性的体悟，把有趣的存在无趣化了。这些需要彼此的综合， 融会贯通。我自己无力于此，但神往此道，且不倦不悔矣。
末了，感谢大家的厚爱。这个奖给了我真的有些意外。我们因共同的爱好而结缘，实在是上帝的恩宠。获奖是平淡的日子得到友人递来的咖啡，兴奋只是片刻，平淡才是久远。给我们惊喜的常常是平淡中那些不平淡的语言。今天这个日子，当向滋养了我们的母语致敬。
研究好的汉语本来是怎样的
南都：首先恭喜你获得今年的华语文学批评家奖。
孙郁：其实坦率说我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因为批评家应当是有批判精神的，我觉得我的文章比较“软”，批判精神不够。另外批评要关注当下，追踪当下，我追踪得也不够，都是随着兴趣来，完全是自由主义，对当代文学了解不系统。
南都：你一直研究鲁迅，写批评文章有从他那儿受益吗？
孙郁：鲁迅的战斗性我觉得我身上很少，这是非常惭愧的。现在一般都把鲁迅说成“人间鲁迅”，说得也对，但是他主要是个战士，战士的一面不是每个人都学得来的，有些人模仿鲁迅的战斗精神，但是最后发现走偏了。鲁迅其实是讲道理的，不是骂人的。我现在偶尔看到网上的文章，有的骂人骂得特别厉害。鲁迅不是，鲁迅说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其实鲁迅是非常讲理的，但是他的表达非常艺术，非常幽默、犀利。所以你感觉到鲁迅这个人很冷酷，但他是外冷内热，这个一般人是学不了的。
再一个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我们这代人很多人上鲁迅的“当”，上什么当？就是鲁迅说要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其实鲁迅是读了很多中国书才说这个话。我们还没有读通，就说中国传统不好，我们没有资格，你得读完后才能分辨，鲁迅是已经分辨过了，我觉得学习鲁迅不能拿鲁迅的结论作为自己的起点，应当是像鲁迅那样广泛地摄取古今中外的东西。很多人模仿鲁迅杂文，形式很像鲁迅的杂文，可是你看那是鲁迅腔，没有鲁迅的意韵，就是精神气质的东西没有，为什么？就是从鲁迅的结论出发，只用鲁迅的基本观点来讨论问题。鲁迅的基本观点是浸泡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里面才形成自己的看法，浸泡的过程，生命燃烧的过程那么美，在文字里面都有表现，可是在鲁迅之后的大部分作家没有这种本领，所以我们上了鲁迅的当。鲁迅说不要读古书，我们都不读古书，最后发现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了解得太少了，而且对西方的东西了解也太少了。
南都：所以是我们存在理解上的偏差？
孙郁：后来我们接近鲁迅的时候，没有看到鲁迅的知识结构，鲁迅为什么是鲁迅，这个原因我们不知道。我们强调他的作品是投枪匕首，他是一个战士，总是从这个角度来接受鲁迅，结果不得要领。后来年轻人越来越不喜欢鲁迅，简直是面目可憎了，鲁迅变成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符号。
我因为在鲁迅博物馆长期工作的缘故，偶尔看他的藏书、看他的翻译，我才发现，我们过去对鲁迅的接受是有问题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影响了我自己对中国文学的判断。我后来一边做一点鲁迅研究，一边关注一点当代文学，主要是想寻找一种对话的参照。我写的东西不过是“读后感”，我从来没以为这是批评。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当代作家有很多问题，也发现他们很多闪光点。像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余华、刘震云、王安忆这些人，他们的小说里面都折射出中国当下的一些问题，在鲁迅这面镜子里能映现出今天的明与暗。我在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得到了许多启发，又常常感觉到不满。这可能是知识结构的问题和心态问题，落实到一点上就是语言问题。
南都：所以你对张中行、汪曾祺、周作人等的研究，总体的倾向性是都关注语言本身？
孙郁：对，我觉得汉语是很有魅力的，到了晚清，汉语出现了问题。千百年来的八股取士，把我们的文章给废了，文章只能表现主流意识形态，比如说儒家的正统思想，端着架子写文章，假大空，把我们中国人的文章智性破坏了。但是我们看庄子的写作，看司马迁的写作，那是苍韵淋漓，心灵和上苍交流自由无阻，到八股取士以后，很少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汉语的魅力被抑制住了。到了五四那一代，汉语的无限种可能性又出现了，它从八股的语言中解放出来了。过去读书人瞧不起白话文，觉得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东西，但是你看鲁迅、周作人、废名，一直到张爱玲、钱钟书他们这些人的文字，写得多么的好。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研究这些人，就是通过学习，知道好的汉语本来是怎样的，为什么他们会是这样，研究一下这个领域的问题，用它对照一下当下，就会发出一些感慨。我觉得当代作家的写作确实也提出了很多的可能性，而且当代作家的内容很丰富，我觉得当代文学内蕴的丰富性已经超过了民国的文学了，可是当代小说家、当代学人的汉语表达能力不如民国文人，我觉得中华民国那一段短短的30多年的时间，应当是从六朝以来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人的精神状态、写作状态，对语言的感悟力，都很特别，可惜那种状态后来消失了。我觉得上世纪80年代以后慢慢地出现了汪曾祺、阿城、贾平凹的写作，使传统母语的魅力又重新焕发出来。
批评家应当是一个美文家
南都：五四运动之后，白话文作为文学写作主流语言的时间并不长，为什么那个阶段会出现你所说的现代汉语的那种高度？
孙郁：我觉得当时的文化生态比较好，基本上没有破坏。比如说当时有一些遗老派，遗老派们写的一些旧体诗和旧的散文还保留了同光体———就是同治、光绪年间遗老遗少的东西；大学里面有欧美留学回来的绅士派；还有在都市里，在上海和北京漂泊的一些青年作家、才子们、精神的流亡者，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园地。上海当时有《古今》杂志，办得非常好，本来应该是登海派的文章，登的很多都是京派的文章，周作人、张爱玲、黄裳这些人的文章都在里面。在北京呢，也有很时髦的杂志和报刊，都不一样，圈子特别多，而且经常圈子和圈子之间还交锋、论战。这样的交流里面各自的短长都能看得很清楚，鲁迅晚年在上海的时候，身边一直放着周作人的书，关注京派这些人在干什么，鲁迅有些想法是他们刺激的。
这些人西方文化也了解得很深，周作人、鲁迅的翻译量都很大，鲁迅翻译的量比他写的东西还多，周作人研究古希腊，研究欧洲文明的源头；鲁迅研究尼采、克尔凯廓尔的哲学……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他们走得很深，而且又能从这个领域出来，将他们的能量、他们的学问，东西方的最好的东西融会贯通以后和现实对话，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本，我觉得这个文化生态比较健康，比较自由。按照现在的大学评价体制，鲁迅、周作人都评不上教授，因为没有像样的论文。我看这次入围的有几个批评家，他们的文章都非常漂亮，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写得好。
南都：你怎么看批评家的文体问题？
孙郁：我觉得批评家就应当是一个美文家，批评家首先要有鉴赏能力。我们现在有些批评是从观念出发，从自己喜好的理念出发，有的批评文章对对象的读解有偏差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读解文本，用自己喜欢的文本去套，这个是读者不满意的地方，我觉得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鉴赏家。
当然批评家在鉴赏的过程当中，审美判断应该是有智性和美感的。你看很多西方的文学批评家，譬如我们看别林斯基的东西，他对问题的捕捉，见解之鲜活，营造了一种美的意象在里面。我们古代写诗话和书话的人，文字都很美。我自己希望能像写散文那样精心地来写批评，把它作为美文来写，但也做不到。批评家和作家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对话的关系，首先你要发现他说了什么，在他这个审美的过程、劳作的过程要进行对话，这个对话也应当是一个美的过程。我最讨厌的是道德判断和简单的价值判断，一开始就判了死刑了，我觉得先要读，先要分析，通过分析他的文本以后，自然而然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比较好。
南都：你谈到了那代人的知识结构，我感觉你对张中行、汪曾祺等的研究还有一层是对他们身上传统文人的遗风有特别的关注，我不知道这个判断是不是对？
孙郁：我们后来以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为主流，左翼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很重要的一脉，可以说丰富了整个中国的文学。可是左翼文学的一个问题是，当它成了一个主流的时候，写作者磨灭了智慧和趣味。五四以后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文章之所以好，是把古代的一些有趣的东西保留下来了，把西方一些个人主义的东西接收下来了。这些在50年代以后都被“干”掉了，一直到70年代末。
80年代汪曾祺、张中行他们出现以后，突然发现他们的文字保留了民国知识分子最鲜活最美的东西，可是这个在后来的革命文学里面没有了，所以我自己就是通过研究他们想找回这个东西，希望年轻人也能够接上这个传统，希望我们不要被那种泛意识形态、泛道德化的东西所左右，我们的文学传统有另外一种东西，希望把它延续下来，也算是个旧梦吧。
南都：你觉得现在年轻人能接上这个传统吗？
孙郁：我现在给本科生上课，每个学期都让他们写读后感，希望他们用自己喜欢的，很自由的方式，不要用当下流行的方式，也不要模仿网络上那些文字，特意训练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主要是文化生态有问题，我们讲文学的老师，很多人对文学的感觉都是有问题的。很多优秀的学生，高分考到大学中文系和文学院，出来以后完全没有文学感觉，懂得了许多知识，就是写不出好的文章。文学院的学生不能写出比较得体的中文文字，我觉得那是失败的。
汉语仍有无限种可能
南都：从语言的角度，你觉得现代汉语所能达到的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孙郁：这个我也不知道，得创造出来才能知道。我觉得当代小说家的语言，目前来讲汪曾祺的语言是好的。汪曾祺的语言表面上看都是白话文，背后都有文言文的支撑，他最不得了的是，他既有士大夫的东西，还有反士大夫的东西；他有旧文人气，可是他也有现代主义的东西在里面。他写文章，在我们看来司空见惯、没有意义的地方发现意义，他能够在世俗社会里面发现意义，写吃，写喝，写花鸟草虫，写人间草木，他津津有味都能发现问题。而且他的语言，应当说受明清古文的影响特别大，有韵致和情调。这个没有办法，学不来，因为他的修养在那里。另外他在梨园行泡了很长时间，他对京剧、戏曲的东西了解很深。他编《说说唱唱》的时候，研究过各地民歌，所以最土的、最洋的在他那里都被重新打散了，重新组合，重新熬了一锅好汤，炒了一桌好菜。
汪曾祺还有一点，他既有京派的东西，又有京味的东西。京味和京派是两个概念，老舍是京味，底层的胡同里的东西，京派是很高贵的贵族气，像周作人、废名、林徽因他们的文章都是贵族气的。汪先生是打破这个界限，他的小说里面既有很精善秀雅的，像周作人似的京派小品的味道，他还有市井气，能够把底层的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都写出来。他的小说《八月骄阳》，完全像老舍的话剧一样，漂亮极了。可是他又有老舍所没有的京派的东西。
孙犁晚年的文字也非常好，孙犁的好我觉得就是他和时代流行色保持距离，他带着很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古人对话，和西方的一些小说文本对话，形成了和早年不一样的文本。孙犁有古风，但是那个古风又没有儒家的酸腐气，很鲜活。
所以我觉得汉语表达不是一个标准，是有无限种可能的。同样写“文革”，你看阿城的小说，有古风，有味道，用一套明清小说的语言来写“文革”。阎连科有一个长篇小说《坚硬如水》，也很有意思，是用戏仿“文革”的语言写“文革”的生活，用“文革”的语言来反“文革”的语言，写得很智慧。到了杨绛，她写干校生活用的是另外一套语言，这个语言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泡出来的，但是又抹掉了两者的痕迹，用很直白、非常有味道的语言来写“文革”。同样是写“文革”，每个人的语言风格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好的作家的创作在于发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别人不能重复的，但是同时又给人带来快感的文体。
南都：所以语言是通过一个个各具灵性的作家来找到各种可能性。
孙郁：我看王安忆写的那个《天香》用的是晚明的语言，她换了好几种语言来写作，她在找语言。阎连科的《四书》也在找相应的语言，《四书》这部小说，语言和所写的内容非常贴切，他找到了一种属于那个氛围的表达式。余华的小说，像《第七天》里面的对话很精彩。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作家身上找到不同的 好东西，这个东西都值得总结。中国现在写长篇小说的人，我认为贾平凹的语言可能是最好的，中国古人写小品文，只能在小品文里保持这样精善秀雅的文字，在长篇里面，只有曹雪芹能做到。后来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里做到一点点，贾平凹在《带灯》里也做到了，不简单。
南都：你为什么会对语言特别敏感？
孙郁：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好像语言没过关的话，其他都有问题。但是我也提醒自己不要苛刻，不要非常刻意地去追求语言，它是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汪曾祺最让人感到亲近的就是不做作，周作人有的时候有点做作，汪曾祺完全是自然流淌出来的，太好了。
南都：对，有的朴拙是特别精心地弄出来的。
孙郁：我觉得我自己写作也有这个问题，也有点做作，我父亲有一次看我的文章，他说你怎么这么写文章呢，好像拿着架子在写，当时对我刺激特别大。那是二十年前，但是后来我也改不了了，我觉得我现在的文章也有点做作，有点受民国人的影响。尽量避免吧，但是很难避免，因为已经形成这个风格了。但是汪曾祺先生和张中行先生他们两个真是不做作，就是那么自然，就像聊天一样。叶圣陶讲好的文章就是像聊天一样，用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是不用力写的，汪曾祺和张中行写文章都不用力，像我们写文章就是太用力了，使劲用词，那个反而做作了，不用力就是自然的人的本色，有人的本性。
我们看法国、英国、德国，虽然他们现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还是有那么多人在阅读文学作品，为什么？就是通过阅读智者的文本不断滋润自己，使他们从现实的痛苦里面摆脱出来，因为人是靠语言文字思维的，不是靠图像，图像只是一部分。有人评价木心那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在非常无聊的时代，通过汉语的书写，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从现实的痛苦当中救出来。我想是不是杜甫还有曹雪芹他们写作也是通过这种文本的书写来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