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我们需要振兴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乡村吗？或者，农业？农民？
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脑海中的理想乡村是何种模样？是秀美山川、良田硕果，还是热闹集市？这是容易想到的场景。可是，如果我们面对的乡村正好是一片沙漠呢？这该怎么振兴呢？可以振兴成我们理想的样子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关键条件——这片沙漠里是否有人居住或者谋生？如果没有，我们大抵不需要振兴一片无人区,而是要管理生态,提醒旅人无人区之险。
如果有，我们应该如何振兴这片沙漠？在气候恶劣、险象环生的大漠里，我们最先想到的,显然不会是铺路架桥，而是这大漠里的人。这里有多少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如何让这里的人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这个例子虽然特殊, 却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乡村振兴的本质。
那如果换一个环境呢？在一个农业、工业、服务业都发展得普普通通的县城，乡村振兴要从何做起？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是高标准农田的数量，是宽敞干净的街道，还是亮眼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这里指地区生产总值）？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需要高标准农田？为什么需要宽敞干净的街道？为什么需要GDP增长？当我们继续追问下去,会发现发展经济、壮大产业都不是目的，而是让乡村里的人过得更好的手段。
所以，乡村振兴，需要振兴的是人。用最朴实的话来表达就是：乡村振兴，是要让在乡村居住或者谋生的人过得好。这同样也是发展的本质。
无论是农业要变强，还是乡村要产业振兴、生态振兴，都是为了让人过得好。
问题又来了，什么叫“过得好”？
我们常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他人似乎不适合来评价，这个问题显得很难回答。
不过，发展的难题很多，致力于研究和推动发展的学者和国际组织也不少。下面谈到的两个度量体系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他人如何“知冷暖”的问题：一个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另一个是《世界幸福报告》所采用的基于坎特里尔阶梯指数的生活评价和情绪评估。讨论这两个指数并不是为了研究其中的技术细节，而是为了从中获得对于乡村发展的启示。
一是获得健康而长寿的生命、知识以及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平。
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维度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过得好”的努力方向。人类发展指数由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国民收入指数综合而成，分别代表“健康而长寿的生命”“知识”“体面的生活水平”。这启发我们如何才能过得好。
首先要活着，活得健康、长寿，这样“过得好”的总量才会更大；其次要有本领，拥有“过得好”的人力资本，或者说创造好生活的潜力，如此才能持续地实现自我发展；最后，通过经济环境、社会体系与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力资本理论中，不仅仅知识、能力被视为人力资本，健康长寿也是人力资本的基本内涵。所以，构建人力资本是“过得好”的关键之一。而另一个关键则是让人力资本有发挥作用、创造价值的机会和环境。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过去几十年来，城市不仅有数量更多、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也有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条件。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既是乡村居民的人力资本匹配生产条件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寄希望于提升自身和后代人力资本的道路。体现在数据上是我国乡村人口占比从1960年的84%下降到2024年的33%。
所以，将乡村振兴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我们需要认识到，乡村的人力资本不会停止寻找发挥作用、创造价值、获得提升的机会和环境。任何县城、乡镇、村庄想要留住和保持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是需要提供人力资本能够发挥作用的生产环境，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收益要向减少人力流失的方向发展，并且形成相对体面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条件。
二是探索幸福快乐的种种源泉。
如果说人类发展指数代表了“过得好”的“大方向”，那么《世界幸福报告》采用的生活评价、积极和消极情绪评估则是进一步深入主观层面，代表着人们对自我生活状况的锚定。虽然这种评价看似充满了“自知冷暖”的个体差异，却与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历年来的《世界幸福报告》通过探索不同的主题，为我们揭示了幸福快乐的种种源泉。乡村振兴既然是一个关注人过得好不好的发展议题，我们就应该及早将有助于创造幸福快乐的理念和原则融入乡村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中。
那么，哪些因素与快乐息息相关呢？数据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有亲戚朋友可以寻求帮助，当我们有做人生选择的自由时，当我们关心他人、慷慨地进行捐赠时，我们会感到更快乐；而当我们认为政府或商业中充满贪腐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变得消极。
综合来看，《世界幸福报告》近20年来的数据揭示：人们对生活的满意感，除了需要良好的经济条件，健康长寿的生命、人际间的互相关爱、人生选择的自由、政府与商业的廉洁环境，以及快乐的情绪等因素也至关重要。
经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从客观到主观，“过得好”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回到一个常见问题上：乡村振兴可否直接从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入手呢？答案或许是：可以，也不可以。
发展经济、壮大产业是必要的，但这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制定经济目标，即明确“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需要将对乡村居民“过得好”的理解，切实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政策与行动。
（作者贝多广，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5年6月13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