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同志在《成仿吾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序言中称赞成仿吾“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政治远见，充满了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是对成老优秀品格恰如其分的概括。本文单就他在教育工作中如何发扬创新精神，介绍一些情况。
（一）
成仿吾在教育事业上的第一个创造是创建和领导了陕北公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把侵略的战火由关外燃烧到华北、燃烧到全中国，这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潮。那些急切地寻找抗日救国道路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成批成批地奔向延安，他们把延安看做照亮中国抗日救国道路的一座灯塔。
为了把这些来到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并进一步吸引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来延安，经过学习培养成为革命干部，以适应抗日斗争的迫切需要，党中央于1937年7月底，决定成立陕北公学。随之，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团书记。陕北公学的校址设在延安城东门外延河之滨，北靠清凉山、南向宝塔山。那里有个飞机场，旁边有一些平房，原是一个汽车训练班的用房。这里还有十几名干部。党中央把这些干部连同房子一起拨给了陕北公学。成仿吾在回忆这段艰苦创校的历史时说：“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从这里出发派到全国各战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新生力量。”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它为着抗日救国而设。”接着，他又到陕北公学演讲，高度评价陕公的作用说：“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这既是对陕公成立以来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又是对陕公未来的工作寄予厚望与重托。
毛泽东对成仿吾等陕公的领导人也曾多次表扬和鼓励，使他们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一次来陕公的演讲中，毛泽东高兴地说：陕北公学文有成仿吾、武有周纯全，陕北公学是一定能够办好的。
成仿吾领导陕北公学，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坚持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方针，创造了一整套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准则的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计划与教学措施，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举例来说，陕北公学在开学之前，已制定了教育计划，全校共设五个系，即社会学系、师范系、国防工程系、日本研究系和医学系，各系学习时间为六个月。1937年11月1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陕北公学在这一天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的时局和方针》的重要报告，从国内抗战形势，讲到陕北公学的任务和培养目标。他的报告旗帜鲜明、感情充沛、见解精辟、意境高远、尖锐泼辣、生动风趣，起到了极大的提高群众、激励群众的作用。
以成仿吾为首的陕北公学领导人在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发扬大胆创造的精神，积极贯彻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方针，决定根据民族斗争的迫切需要，及时修改原定的教育计划，把陕北公学改为培养干部的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学校，取消原来设立五个系的计划，都以进行政治教育为主，学习时间也由六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陕北公学从1937年11月开学到1939年7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为抗战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吸收了3000多名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被分配到各个抗日前线去，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那样短的时间内，造就出这么多的优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成仿吾在主持陕北公学时期，不仅在宏观举措上有多项创造，而且具体到一些课程内容的建设上也有许多创造。例如，他当时曾亲自指导教师开设了“统一战线政策”这门重要的课程。那时，成仿吾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战略策略，是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学。所以，这门课从开始建立教案起步，到最终形成学术体系，都凝聚着成仿吾的心血。为了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水平，使之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仿吾要求把统一战线课程与中国革命运动史结合起来讲授，这样就可以通过总结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使这门课程的内容更具有科学性和丰富性。
成仿吾不仅是革命家、教育家，而且是文学家。他的文学家的特长促使他利用写作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歌曲和组织精彩的文艺演出，达到“寓教于乐”的理想效果。这在大学教育中是极具创造精神的举措。
例如，在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之前，成仿吾写出了《陕北公学校歌》：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成仿吾的歌词，经过著名音乐家吕骥谱曲，便珠联璧合、更加完美，它唱出了抗战初期一代青年抗战救国的壮志豪情。这首歌，不仅陕公同学爱唱，延安人民也爱唱，它很快传唱全国，并经久不衰。
1937年12月，陕北公学这个革命熔炉就培养出了第一批毕业生，即第一队和第二队，约200多人。他们这些革命的火种撒到华北各个战场上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为了送别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学，成仿吾写了一首《给毕业的同学们》鼓励他们去杀敌立功。
我们是民族的忠实的儿女们，在这儿锻炼了我们的身心。要拿起我们的武器走上前线，为了祖国的命运与光荣。我们要用我们的血和肉，写下一篇优美壮烈的史诗。这篇史诗要记录民族的复活，要洗净我们一百年来的国耻。最后的胜利终归我们——同志们！把握住这样的自信！清醒地认识我们的使命，英勇地坚决地——前进！
1938年，为了欢送另一大批同学毕业，成仿吾又写了《毕业上前线》一诗，以壮行色：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纵或有点儿留恋。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国难已经逼到了眉睫，谁有心意长期钻研！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赶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这首诗由吕骥谱曲后，也很快流传开来。陕公老校友李新曾亲切回忆他唱这首歌的感受说：“《毕业上前线》是一首突出的壮别之歌。它是别离歌，也是赴战曲……既表现出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它不仅是‘慷慨悲歌’，而且是‘壮怀激烈’，一定要‘痛饮黄龙’，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当年就是唱着这首战歌壮别延安奔赴前线的，半个世纪以后听到这首歌，仍然能在心中激起热情的波澜。”
（二）
成仿吾在教育事业上第二个创造是创建和领导了华北联合大学。
1939年，根据边区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党中央决定让陕甘宁边区的17所干部学校大部分师生向敌后挺进，去开展国防教育，去经受更猛烈的战火的锤炼。当时党中央决定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开往晋冀鲁豫。成仿吾曾回忆他得知决定内容以后的心情说：“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新中国的创造，我们又一次踏上新的长征，再上前线，心情是豪迈的，也深感职责之重大和光荣。”在这里，他是把创建华北联合大学与“新中国的创造”连在一起的。
1939年7月7日，是中国全面抗日两周年纪念日，华北联合大学选择这一天在延安举行了成立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一边走动、一边做手势，讲得既深刻又幽默，风趣横生，给师生员工以难忘的教育。他比喻说：《封神演义》中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种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讲话的内容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的主题思想，这篇文章于10月份正式发表。毛泽东的这次重要讲话，给华北联合大学的创建工作树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7月10日，当时任党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为华北联大师生员工作了题为《中国抗日形势》的报告。他精辟地阐明了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讲话结束时还用手指着成仿吾对师生们说：“同志们出发到前方去，在文学家成仿吾带领下，你们不但要打日本，还要创造新社会，开展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活动，你们要成为最活跃的革命力量。”周恩来的讲话进一步指明了华北联大创建工作的政治方向，并且把“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任务提到华北联合大学师生的面前，给他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
从延安到晋察冀边区的直线距离并不是很远，但中间却要跨过敌人一道道的封锁线，结果在八路军彭绍辉的358旅两个团的护送下，在成仿吾的带领下，竟神话般地出奇制胜，安全地冲破了被敌人吹嘘为钢铁封锁线的同蒲路，到达了晋察冀边区的巩固地区。连日伪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万余名徒手共党越过同蒲路”，这正好向国内外人民说明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
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在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总方针方面，是一脉相承的，但由于形势与环境的不同，在教学内容、办学规模与教育方式上却有许多新的变化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因为经常面对严重的敌情和激烈的战斗，必须善于在战火中组织教学。为此，成仿吾提出了“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口号，开辟了敌后教育的新天地，这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的。
1939年11月7日，经过充分的准备以后，华北联合大学在阜平城南庄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开学典礼。晋察冀边区的党、政、军领导和从大后方来的李公朴先生率领的教育考察团光临大会。他们祝愿华北联大办成晋察冀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最高学府。文艺部师生和文工团演唱了《华北联合大学校歌》、《黄河大合唱》等歌曲，演出了话剧《蓝包袱》等。演出过程中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炮声。会后，接到军区紧急通知：敌人冬季“扫荡”开始，向阜平方向进犯，命令华北联大立即向西南方向平山、五台一带转移。
11月8日，开学典礼的第二天，华北联大的队伍即向灵寿、平山与五台交界的漫山进发。在转移的过程中，白天行军中途休息，师生就隐蔽在树林里上课；宿营时，利用睡觉以前的时间，学生们展开热烈的讨论，消化白天上课的内容。就这样，在边行军、边学习的战斗生活中，学习了社会科学概论、戏剧概论、音乐概论、中国近代革命史等重要课程，而且学得扎实、学得生动活泼，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成仿吾重视思想教育。他在对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教育时，注意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独立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促进学生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例如，194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0周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的4周年和华北联大成立2周年，华北联大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成仿吾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他指出：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三大任务：一是坚决驱逐日本法西斯出中国，坚持抗战，反对反共，准备反攻实力；二是加强中苏合作，反对一切反苏的阴谋；三是和英美及一切反法西斯人士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成仿吾的演讲表现了他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深刻分析形势与任务的高度思想政治水平。
华北联合大学在战火中坚持办学整整6年，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培养了近8000名干部，其中政治、经济、行政干部3000多人，教育干部3000多人，文艺干部1000多人，加上经过华北联合大学短期培养即分配工作的干部，总数在10000人以上。此外，还培养了几百名政治理论、文艺、教育、政法、财经等方面的骨干教员和理论人才。华北联合大学在抗战胜利以后，又经历了张家口时期和冀中平原时期的发展，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继续坚持培养革命干部的工作，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华北联大毕业的学生，有的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更多的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锻炼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骨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上述华北联大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正是与它的领导者成仿吾在教育事业上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克服重重困难、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密不可分的。
（三）
成仿吾在教育事业上第三个创造，是在人民革命走向全国胜利时与吴玉章和范文澜一起创建了华北大学。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拿下了敌人占领的许多大中城市，原来许多被分割开来的解放区已经开始连成一片。在这种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成仿吾接受了党中央交给的与吴玉章、范文澜一起创建和领导华北大学的任务。周恩来副主席向成仿吾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培养大量干部，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
华北大学当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为了迎接全国解放的新形势，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培养成为革命战士。从1948年8月至1949年12月，华北大学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毕业分配了近20000名学员。这对于我们建国初期急需大批干部的现实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因此，华北大学受到党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1949年7月31日，华大一部第五区队至第九区队5000余人毕业的时候，朱总司令曾亲临祝贺并讲话。成仿吾在华北大学的功绩，是协助吴玉章、范文澜进一步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选择了正确的教学内容和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使华北大学充分发挥“革命熔炉”的作用。
成仿吾指出，学校要发挥“革命熔炉”作用，首先要强调理论学习。他说，知识青年要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首先要从理论上入手、从道理上接受，然后再在实践中运用、生根、开花、结果。他经常引用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说明华北大学学员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学习理论必须结合实际，必须与改造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与方法。为了解决理论结合实际、学习理论与改造思想联系起来的问题，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等校领导创造了多种形式，开辟了多条途径深入工农、深入实际，并发动教师与班主任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这样，在华北大学，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又有接触实际与工农的启示；既有严肃的思想交锋，又有和风细雨、心情舒畅的互相帮助；既有诚恳的批评，又有同志之间的信任，形成了一种最适合于除旧布新、转变思想的环境与氛围。
在华北大学创建时期，成仿吾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举措，是成立研究部、研究所，把“现实”与“未来”结合起来，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为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雄厚的基础。当时，华北大学第四部是研究部，它以加强学校的研究空气、学术氛围，研究一定的专门问题以及培养、提高大学师资为目的。副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兼任四部主任，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为副主任。正由于有了研究部的组织和推动，又有了高级研究人员的积极参与，华北大学的学术争鸣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较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时期是一个显著的发展。
（四）
成仿吾在教育事业上的第四个创造，是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和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中国人民大学。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工作已经开端。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教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决定》还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
这个《决定》把当时的政治形势、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的迫切需要、领导班子的组成和学习苏联的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概括与规定。但由于缺乏经验，对于把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过程中将遇到哪些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具体的分析。这就给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人和全体师生提出了一个如何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成老于中国人民大学创建的初期，显示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和革命家的创造性和坚定性。
那时，中国人民大学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授课。研究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这门课程的主讲就由他们担任。教材是联共（布）党史。成老根据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就怎样讲好这门课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理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从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在联系中国情况的时候，还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而不可只作简单的类比。”
成仿吾又提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不能只讲联共（布）党史，还需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与实践，评述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就是学习联共（布）党史，其目的也是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习列宁和斯大林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俄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死记硬背联共（布）历史的一些具体事件及情节上，那就本末倒置了。
但是，成老的正确意见没有被苏联专家组所采纳。在一次研究生上课时，苏联专家讲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著作以及第一、第二国际的历史。但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样讲是为了尊重成校长的意见，专家组经过讨论是不同意的。他们还认为这是学习苏联的态度问题。这个声明使在座的二三十名研究生为之愕然。
1952年8月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成仿吾到中宣部去汇报。实际上哪里是什么汇报，而是地地道道的批判会。面对这样错误的批判会，成仿吾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正确观点。他认为，读《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毛泽东所强调的，恰恰是结合中国实际去学习，恰恰是反对教条主义地学习。由此可见，成仿吾的创造精神是与革命的反潮流精神结合在一起的。
“文革”风暴袭来，教育一片凋零，直至粉碎“四人帮”，中国人民大学才得以复校。1978年7月7日，国务院正式任命成老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为副校长兼党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和新建15个系、7个研究所，开始招生。至此，被“四人帮”停办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又恢复了。1952年被迫离开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岗位的成老，现在又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7月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会师大会上，成老作了重要讲话，提出“恢复绝不是简单地复原”的响亮口号，表现了昂扬的斗志和强烈的创造精神。他说：“为了实现党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既面临着把一个停办8年之久的学校迅速恢复起来的任务，同时还面临着必须从当前这个新的历史起点立即前进的提高任务。所以恢复绝不是简单地复原，而是……把恢复和提高统一起来，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他对整顿、复校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成仿吾是一位说得少、做得多的领导干部。他宣布了恢复中国人民大学以后，立刻抓紧落实，使纸上的东西变为现实生活中的东西。
那时，学校在物质和人力条件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一无校舍，二无设备，三无干部和教师。成老已是80高龄，但仍不辞劳苦到处奔波，把分散到各单位的设备、物资找回来，把流落到全国各地的干部和教师召回来，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干劲、毅力和创造才能。他家住中央党校，却每周来学校办公三次，有时还达到六次之多。在他的革命精神感召下，参与组织复校的同志同心合力、献计献策，使学校很快搭起了骨架、建立了工作秩序，做到了当年复校、当年招生。这样的速度是令人吃惊的。
有些在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工作过的干部和教师看到成老在80高龄还英姿焕发、全身心地投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工作，都由衷地赞扬：成老不怕困难、征服困难的战斗精神和创造精神丝毫未减当年。
1978年秋，成仿吾以81岁高龄冒雨登上八达岭长城，写诗自述：
人生八十古来稀，喜见妖帮又剥皮。
阴谋欲毁英雄业，丑类终遭历史讥。
拨乱反正人同愿，创新局面世所期。
老夫贡献虽惭少，敢与中青迈步齐。
诗句生动地表现出年过“古稀”的成老永葆革命青春的精神，还要与中青年朋友一同奋进的壮志豪情。这壮志豪情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创新局面世所期”表达出来的渴求创造的精神。1984年，成老逝世以后，新华社发布的《成仿吾同志生平》中说：成仿吾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这个评价也高度称赞了成老一生的创造精神。(原载《中华魂》2007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