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8日，黄达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仙逝。笔者念及前些年离陕北上，虽非入室弟子，却幸沐知遇之恩，耳濡目染二十余载，为人为学，皆受益良多。因此，痛惜之余，不揣冒昧写下一些文字，略述先生学术贡献，并在字里行间寄托哀思。
“无师承无借鉴”、白手起家与理论发现
在中国货币金融理论界，纯粹学者出身而又能够接地气地讲述中国金融故事且还能讲出货币金融理论的“中国味道”，黄达先生是个独特的存在。他以系统阐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理论主题而在中国学术界安身立命，占得重要一席之地；其主要理论贡献体现在1984年面世且一直被奉为经典的个人学术著作《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之中。可以说，这是经济改革以来中国财政金融学领域少有的完全基于中国经验而独立构建的原创性理论框架。黄达先生在其学术自传中述及写作这部著作的过程。他回顾道，起初的题目源自现实经济运行过程的财政赤字及其弥补困局，特别是通过银行信贷弥补而导致的信用膨胀困局，这就自然牵扯到财政与信贷如何协调与平衡的问题。
关于如何谋篇下笔，他特别强调“写作过程的困难，是没有直接的‘师承’，没有直接可以借鉴的样板”。饶有意味的是，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开辟一块新天地，其秘诀恰好在于没有“师承”和“样板”，在于“一穷二白”和“白手起家”。事情就是如此吊诡，前人的文献积累与学术成就既可作为托举理论创造的基石，也可成为拖累理论发现的障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活生生的经济金融现实提出的真问题，参透问题的来龙去脉与深层机理并探寻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该理论没有参照任何既有理论框架，只能直面国家经济生活中实际的问题，其间自然不会有“想当然的编造”。虽难免有“赶鸭子上架”的窘迫，可一旦接了地气开始独立思考，就如同进入探索未知的巨大“实验室”，好奇与逻辑相互激励，不经意间，一种牵引财政与信贷间微妙平衡的框架便水到渠成般搭建起来。
黄达先生曾借有人视该书为“对计划经济中财政信贷综合平衡问题的最后总结”以自嘲，认为“这无疑是很高的赞誉”。笔者完全认可他针对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之于市场经济适用性所作的如下“辩白”：“计划经济的商品货币关系是最为简明化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该书基于计划经济体制搭建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一般市场经济。这种看法无疑极具理论启发意义，而上述框架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其极为宏阔的开放性与可扩展性。比如，若考虑到经济改革以来财政信贷关系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理论框架（姑且称之为“初始框架”）似有进一步扩展的必要与空间。新故事必会内生新理论，如果相应的扩展能够顺利进行，则有望建立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的“扩展框架”，这是黄达先生所期待和寄予厚望的。有关经济改革以来财政金融关系演进以及两者之间出现的新的微妙平衡，显然值得做专门讨论，这也是晚辈后学的传承责任。“初始框架”着眼于避免以信用膨胀办法被动弥补财政赤字，饱含显著的时代烙印和现实关切。“扩展框架”则须进一步关注如何利用银行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在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主动弥合所谓“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缺口”。其要害是利用居民储蓄与广义货币供给的扩张机制顺势而为，依托国有银行体系建立弥补财政缺口的新通道，进而形成持续有效的金融支持，在保持国家财政低负债运行与不发生显著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与“初始框架”一样，“扩展框架”也具有“无师承无借鉴”的特质，因此同样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味儿。
国学素养、历史哲学视野与中国金融叙事逻辑
遍寻中国经济金融学界，兼具深厚国学修养与高远历史视野者寥若晨星，不过，黄达先生明显属于这一极少数派。借助《忆旧纪年》和《黄达学术自传》中那些朴实无华的记述，我们可以大致领略黄达先生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锤炼的来龙去脉，他当时曾言“必须使祖宗的传统理财思想精粹进入自己讲的一套专业理论之中”，至今读来仍觉发聋振聩和心绪难平。前些年由笔者参与推动的《中国古代金融经典文献通解》虽然无果而终，但黄达先生在初稿第一卷打印本中留下密密麻麻、切中要害的红笔眉批，显示出他熟知中国古代典籍且见解独到，如今已然成为笔者最珍贵的收藏之一。只有知晓上述背景，我们方可理解黄达先生何以在中国金融改革次序、银行不良债权以及国有经济历史贡献等问题上有着与众不同的观察和见解，进而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经济金融叙事逻辑。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金融超前改革”（即所谓以金融改革作为改革突破口和以金融改革带动整体改革）的热烈议论，他曾经直截了当地“浇盆冷水”：“在一定条件下，金融改革有这样的作用，但持续超前则不成立”。理由很简单：“作为一般的理论，经济的货币面是奠基在实际过程的基础之上的，它可以起促进和阻碍的作用，但不能脱离后者”。若着眼于前述中国传统的有机主义哲学观，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层面的改革都因相互牵连或者制约而无法单独进行，因此金融改革只能与整体改革的其他部分动态互动寻求平衡而无法“一马当先”，其他任何改革也是如此。黄达先生显然深谙此道。事实也一再表明，“不少看来颇有道理的建议和设计方案，由于没考虑相互制约的关系，往往难以实施”。
在中国有机主义哲学观的视野中，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同样展现出与“主流”视角迥异的样貌。黄达先生是国内最早着眼于本土经济改革进程来观察分析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学者之一。循着主流范式，不良债权是银行体系本身的问题，化解之道自然得从银行体系自身寻找。黄达先生打破常规提出全新判断：“不良债权不是简单的银行管理问题”。具体地说，“在我们这里，问题的核心、关键，主要不在于银行体系本身，而在于国有经济”。当时流行着一种化解不良债权的建议：“立即按严格的效益准则掌握对国有企业的贷款，至于社会、政治、经济后果，那不是金融所需承担的责任”，他质疑道：“这就像医生只管治病而不管病人死活一样，如此开出的处方，假如真的实施，显然有害无益”。以有血有肉之人类病体类比国有企业与银行不良债权之有机联系，并非刻意为之，实乃长期浸润中国传统有机主义哲学观之自然流露，其化解之策与当时所谓“主流”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可谓泾渭分明。
由此进一步联系到国有经济，黄达先生开宗明义地断定：“对中国国有经济不进行全面和科学的分析，不可能理解中国的改革进程，也不可能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进程”，当然也不可能理解银行不良债权化解之道。那么，国有经济何以如此重要？黄达先生作出如是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创造了经济成长奇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经济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经济改革‘成本’的基本承担者”。正是因为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国有经济“摆脱困境的改革要求常常遇到重重阻力”。循此逻辑，银行体系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出现不良债权则是国有经济承担改革成本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银行不良债权比作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显示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绩效（微观效应），硬币的另一面则体现支持国有经济整体改革的“外部性”（宏观效应）。人们通常只留意这枚硬币的微观一面，而对其宏观一面视而不见，从而误判银行不良债权的性质与角色。只有认识到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方可寻找到化解银行不良债权的正确途径。
文质相称、立足本土与讲述中国故事的金融学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本土学人的接续努力和一批批海归学人的加盟加持，中国货币金融学领域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坚实“西学”基础、熟稔主流范式的庞大群体。这个群体严格遵循现代经济学研究写作范式，并且在“与国际接轨”浪潮的推涌下理所当然地成为本土各大学术期刊货币金融类论文的主要“生产者”，同时自然也是国外一些所谓顶级期刊有关中国货币金融主题论文的主要“出口商”。毋庸置疑，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也为不少科研院所间愈演愈烈的学科评估竞争“雪中送炭”和“添砖加瓦”，当然成果“生产者”本人也会因此在各类评职评奖中占得先机。可是，仅据笔者相对有限的文献检索与浏览，若拿基于中国货币金融故事有所理论发现这样的高标准学术尺度衡量，这些著作受到的关注与其实际的理论贡献并不匹配。它们中大部分充其量只能算作“照猫画虎”完成的经济学论文写作课“作业”，或是为了完成某些刚性任务的应景作品，而非基于原汁原味中国故事酝酿、经过相应“神经过程”独立思考且能感受真实经济脉搏跳动的学术作品。
前些年，坊间曾经流传这样的诘问：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条件更为优越，为什么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思想性整体上未能超越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水平？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十分明确，那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碰到的大都是现实经济金融运行过程提出的真问题和紧迫课题。一方面，经济金融决策层和实际部门急于得到答案而“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学术界竭力寻求答案以“经世济民”。就这样，在学术界与决策层之间很快产生了十分活跃的理论互动。既然双方都是冲着解决问题而来，于是乎迅速展现出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讨论风格，久而久之便形成直抒胸臆不拐弯抹角的学术传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经济金融理论界原有务实朴素、崇尚真问题导向的学术风格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技术进步”潮头迅速碾压遮盖。从此，学术研究似乎可以脱离“田间地头”，单凭两把数理计量“刷子”加上几个数据库便可潇洒上路并一骑绝尘。
对照上述情景，在黄达先生笔下更多展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学术传统。东汉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曾以“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来评价司马迁的《史记》，若将此用在黄达先生论著上也十分贴切。简言之，这种传统的要义是：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极少曲折迂回和繁文缛节，往往三言两语，直击七寸。若由主流所谓“实证主义”视角观之，黄达先生的绝大部分论著既无数理模型亦少计量检验，这样的作品难登大雅之堂。殊不知，黄达先生之为文立论，如同高人演绎太极，不见招式，皆入化境。能够臻此境界，靠的是什么？答案十分明确：靠的是对中国问题的深刻体悟，靠的是深厚的国学功底与历史涵养。只有如此，方能在前述“无师承无借鉴”的情况下提出独立见解和建立独有的理论框架。如其不然，就只能做既有范式和框架的奴隶，结果必然是：师承变成膜拜，借鉴沦为照搬。
这种由“无师承无借鉴”倒逼出来的开风气之先精神也体现在《金融学》这本经典教材的撰写过程之中。曾几何时，金融学教材的本土化是国人孜孜以求的夙愿。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国内就有人明确提出需要编撰“合乎中国需要的金融学”，但在经济金融实力相对落后以及谋求与国际接轨的背景之下，实现此愿望明显力有不逮。十几年前，针对黄达先生编写货币银行学教材的打算，国内个别同志曾经质疑：“国外已经有成熟的教科书，我们自己何必再编？自己能编出什么新东西来？”此种说法对黄达先生触动极深。当时他就想，中国人是否真的不需要自己的教科书？是否真的编不出有水平的教材？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深信不疑。中国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之中，要引进西方经济理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外的东西同样不能照搬。起码，国外的教材再好，也解决不了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如果让中国学生只学欧美的教程，或者教师只讲这样的教程，而缺乏联系中国实际的引导，可能的后果是：对于中国今天的实际只会用西方教材的尺子去量；教给学生的标准理论工具一旦遭遇中国的实际，就只有“削足适履”了。黄达先生一直怀着一种愿望：作为金融学的教学与理论工作者，应该致力于编写出中国教师在中国大学的讲台上传授金融学知识和理念所需要的教材，以使中国的学生掌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领。
“东方神韵”与世界金融学发展的中国贡献
黄达先生一直心心念念中国金融学的未来发展，在《黄达学术自传》的最后，他表露心迹，将东方文化精髓融入其中成为“放不下的心愿”，读来令人动容。此前，他曾于2012年4月在“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郑重而明确地提出一个愿景：国人应当依靠东方文化传统的精髓为世界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建设具有“东方神韵”的货币金融理论。在黄达先生看来，“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其思维方式由于停滞、自负而遭受重创之后，无疑会汲取教训并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重新把握、重新发扬自己的长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的金融学人，在熟悉西方治学精神并不断自觉地领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的基础上，那必将对世界金融学科的发展作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神韵的贡献”。
记得在2011年初秋，黄达先生与笔者就《金融学》第三版修订事宜有过一次交谈，我言及这是一部讲述“中国金融故事”的教科书，黄达先生随即表示“于我心有戚戚焉”。如今距离这次交谈，十余年弹指一挥间，而黄达先生上述有关“东方神韵”金融学的说法，亦于我心有戚戚焉。笔者在此后曾撰写过一篇专门讨论中国金融学发展问题的论文，其中表达过相似的看法：“要将传承于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哲学观点及思维方法和直接萃取于本土货币金融实践的知识、思想以及逻辑，浸润乃至深植于既有的金融学体系，以期形成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全新金融学框架”。
每当想到黄达先生上述“放不下的心愿”，作为在中国金融学科发展过程中担当承前启后角色的我们这一代学人，当感责任重大。我们其实难以回避地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义无反顾地传承老一辈学者的为人为学风范和理论关切，藉以阶段性地完成我们这一代人应当完成的“心愿”，还是执着抱定主流框架“邯郸学步”，把这一“心愿”作为新的“放不下的心愿”继续留给下一代？对此，值得每一位真正准备投身中国金融学发展的学者深思。
（作者张杰，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原文刊载于《中国金融》杂志202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