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兼具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近年来，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关于简牍的重要发现不断涌现。长江日报记者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孙闻博，他表示，简牍不仅是考古学的重要历史遗存，记录着我国文化和制度的重大变革，更对传世史书以外的社会生活有集中记述，生动地反映古人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生老病死、民间信仰，展现传世史料之外普通人的多彩生活，具有重大价值。

长江日报：有人称简牍为“2000多年前的日记”，这个说法正确吗？

孙闻博：传统史籍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很少受到关注。大量简牍的重见天日，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特别对普通民众、基层吏员的日常生活、所思所念，有难得而真切的呈现。

比如北京大学藏秦简《折（制）衣》记录了一些服装的形制、尺寸、剪裁和制作方法。虎溪山汉简《食方》辑存了一些植物性食材和动物肉食的烹饪加工方法。而尹湾汉简的名刺、赠钱名籍，居延、悬泉汉简的书信分别展现了汉代纵横万里间的东南、西北普通吏民的人际交往。日书、东牌楼简人形木牍等揭示秦汉信仰世界的冰山一角。我曾撰写《河西汉简军人的生活时间表》，利用简牍材料对汉朝西北边塞军人的作息时间、工作节奏、劳作定额有所考察。

长江日报：目前发现的简牍中，有没有一些颠覆性的发现，或对我们现代生活有启示？

孙闻博：简牍的作用可概括为“补史证经”。一方面，填补空白的历史。比如湖北睡虎地汉简中还有保存较为完好的算术书和律典，涉及黄河漕运的司法文书等，都非常珍贵，是研究西汉早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另一方面，检验已有的历史记载。比如关于秦人的起源问题，历来有诸多争论，形成东来说与西来说的不同认识。此前，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很多学者都参与了相关讨论。而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系年》揭示，秦人曾效忠于商天子，在商周之际东逃于商奄（今山东曲阜）之地，后来被周人西迁至甘肃地区。秦人的上层贵族主要来自东夷。

简牍研究纷繁复杂，需要结合理论、其他史料去综合判断，并不能因简牍记录，就简单地认为它所述一定真实。不过，从简牍研究中，我们确实可以探寻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历史依据，深切感悟中华文化的归属与自信所在。

（原文刊载于《长江日报》2024年11月29日第8版。）

原文链接：[长江日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闻博：普通人的故事也是璀璨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